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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阿左旗档案馆清代档案调研报告

　　　　　　　　　　　　　　　　　　　　　 郑永华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以下简称阿左旗）档案馆，收藏了较大数量的清代阿拉善档案，内容丰富，对清史研究与纂修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戴逸主任在多次会议上都谈到过这部分档案。经过充分联络与协调，2005年8月中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组胡忠良、郑永华前往阿左旗档案馆，就此进行实地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阿左旗馆藏档案概况
阿左旗档案馆所藏清代阿拉善档案，是馆藏历史档案中的前半部分。由于阿拉善历代王爷对文书工作都较为重视，设有专人管理，因而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档案资料。阿左旗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共6990卷，为阿拉善建旗以来札萨克王府处理各类公务中形成的档案，始自清康熙年间，一直到1949年，其间赓续不断。这些历史档案，大体以时间划分为清代与民国两个时期。其中清代档案现编为一号全宗，计2497卷，约43400件，24.5万页（张）。
现存清代阿拉善档案，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6），下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主要有折子和档册两部分。单独成件的折子，包括清朝皇帝以及六部、理藩院、陕甘总督、宁夏部院等各级机构发给阿拉善旗的各种公文，还有本旗各处职员、僧俗人众等致王爷、旗府的呈文。档册主要包括阿拉善发往以上各处的公文底稿簿册，旗王爷及协理人员关于旗内事务的传谕指令，处理旗内各类事务的公文摘要，本旗职员及在旗府轮班受职人员名单，旗府及王府的财务帐册、牲畜（骆驼、马群）头数帐册，以及收文抄册等。
清代阿拉善档案所用文字，有蒙、汉、满、藏四种。其中以蒙文件最多，约占到总数的70%；其次是汉文件，大部分属于蒙汉合璧，最早见于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三十年以后增多；再次是满文件，大部分属于清前期或中期的文档，基本上也是满蒙合璧；此外还有14件藏文件。档案形制丰富，文种多样，包括谕旨、册文、呈文、咨文、饬令、批示、清册、合同，还有地图、印章实物等等。档案自康熙二十四年开始，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一直至清朝灭亡。其中康熙和雍正年间数量相对较少，到乾隆一朝，则开始显著增加。尤其是嘉庆之后，所存档案年均数量，基本上以比较平稳的速度增长，各朝呈现出匀称合理分布的态势。现据档案馆的初步统计，将各个时期所存档案的具体数量列表如下：
档案内容所属朝代
康熙朝
雍正朝
乾隆朝
嘉庆朝
道光朝
咸丰朝
同治朝
光绪朝
宣统朝
档案卷数
4
12
302
312
442
174
392
727
126
档案件数
5
126
6766
6475
7984
3272
6934
10451
1428
每年均件
0.1
10
113
260
266
297
533
307
476
清代康雍年间阿拉善档案所存数量较少，主要缘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康熙三十六年阿拉善建旗后，阿拉善蒙古先后参与了清军征讨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事，此后又至青海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坐床，在西藏驻牧三年之久。二三十年之间，阿拉善蒙古始终移牧于青海、西藏等地，没有相对固定的牧地，直到雍正七年，方得旨准定牧于阿拉善之地，从此相对安定下来。此期频繁流动的迁徙生活，使形成和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相对就要少一些。二是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暴动，一万多名被击溃的散民阑入阿拉善旗，攻打定远营城未能得手，就在城外大肆抢掠，并烧毁了阿拉善王府西花园。当时有部分档案来不及抢救，随同毁于大火之中，其中就有关于阿拉善前期的档案，尤其是康雍时期的档案。幸运的是，当时大部分的档案，还是度过此劫，得以保存下来。另外建国后据说乌盟也曾经调用过一定数量的清代阿拉善档案，但由于至今不明下落，具体数量和内容已无法清楚。除了上述两次较大规模的损失，以及其他零星的散佚外，清代阿拉善旗档案，则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清代阿拉善档案由于历时久远，兼之保存条件的限制，部分已有油渍、鼠啃、破烂等现象，亟待抢救。但绝大部分的档案，品相仍较为整齐，字迹清晰可辨，可以有效地提供利用。
经过数年的初步整理，清代阿拉善档案现已立有案卷级目录2497条，基本上以蒙文著录，只有极少数为汉文。由于档案尚未形成文件级目录，而案卷级目录标注又较为简单，远不能揭示卷内档案的丰富内容，兼之藏档地点偏僻，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者对该部分档案的查阅与利用。近十多年来，阿左旗档案馆曾组织馆内人员，陆续汇编了“历史人物”、“盐务”、“征讨准噶尔”、“边界问题”、“喇嘛教”、“驿站—乌拉”、“矿产”等十多个专题，但限于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因素，除“阿拉善历史人物档案”、“阿拉善盐务档案”打印成册，供内部使用外，其他汇编，目前均仅为手稿。可以说，所有的清代阿拉善档案，到目前为止，从未公开出版发行过。而查阅利用的研究人员，除内蒙古盐业公司牧仁撰写《阿拉善盐业志》、兰州大学博士生梁丽霞较为集中地利用过3000多件汉文档案撰写毕业论文，以及本馆人员撰写一些零星的论文及简略的介绍外，可说是寥若晨星。从整体而言，这批档案远未能得到外界相应的重视与利用，其间潜藏着较为重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二、档案主要内容
阿左旗所藏清代阿拉善档案，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系统的蒙古旗县档案，具有较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档案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康熙二十四年至清末阿拉善旗近220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教育、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演变，生动具体地展现了阿拉善旗在清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在维护边疆安定与国家统一等诸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阿拉善档案主要内容包括：
（1）军政类档案。其中有为该旗赐划牧地、编旗设札萨克、袭授爵位，及旗内官员任免与奖惩的记录；有历朝备战、派兵出征、士兵伤亡与赏恤，以及为清军置办、转运军需等方面的文件；有关于阿拉善亲王年班、围班及驻京期间活动的材料；有札萨克官员治理地方事务的案卷；有反映富裕牧户以牲畜和财产来取得“达尔罕”身份并免除贡赋和差役的文件。以上这些档案，在各个朝代都有较大数量，内容重要。如关于王公台吉的晋升、承袭和降职处罪及其它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中，有康熙三十六年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的记录；有康熙四十八年和罗理之子阿宝承袭贝勒爵位，后因功晋升为郡王的文件；有乾隆四年阿宝去世后由年方六岁的次子罗布桑道尔济袭爵，后罗布桑道尔济以功绩显著，晋升为郡王、亲王并世袭罔替的档案；还有对旗内其他有功台吉、著名僧俗人员进行封赏晋升或议过降职的记载。这些档案中，如清朝皇帝册封旗内王爷、福晋和重要官员的“诰书”；阿拉善建旗时颁发的“札萨克”印；王爷的家谱等，都是难得一见的地方档案珍品。
军政类档案中还有康熙二十四年清廷赐给阿拉善、额济纳牧地的公文，乾隆年间宁夏主事关于治理阿拉善的章程，乾隆七年划分额、阿两旗边界的文件。其他如理藩院分等级赏赐衣物用具的规定，呈报王爷家谱的饬令；宁夏部院严禁无证蒙古人入关的通知，安班大臣巡边的通知；谕令呈报成年男子名册的文件，以及寻马的启示，严禁汉人在蒙古地方打猎的告示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阿拉善在清代的演变与治理，都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关于军事方面的档案则更为丰富：有记录阿拉善多次奉命出兵前往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平息叛乱的资料，如乾隆年间统一天山南北战事时期出征与返回士兵的清册，及捐输羊群、派人解送驼马、充任向导的记录；有甘肃苏四十三回民起事时阿旗率军抵达兰州参与战斗的文件；有嘉庆四年征调阿拉善蒙古兵协剿白莲教张汉潮部的谕令，及次年开赴兰州协同“剿匪”、请求由内地协济马匹的呈文。有乾隆初年征收军马以备战用，道光年间赶办骆驼用于平定张格尔叛乱，咸丰年间设立捐局劝输，光绪初年备办驼只挽运军需的案卷等。
清末驿站档案，也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资料。同治元年，宁夏回民暴动，西北驿传受阻，清朝政府特令改由草地传递公文，即在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处设驿站，以确保西北军政讯息畅通。阿拉善档案中，保存了同治年间以阿拉善定远营（今巴彦浩特）为中心临时设置驿站（也叫台站）的系统资料。如同治二年兵部、理藩院等传旨令阿拉善设置驿站的札文，同治十年理藩院关于赏拨所用垫办台费银两的呈文，光绪四年致理藩院关于办理台站本旗自备驼马倒毙折价的呈文等。其中的“阿拉善旗台站递送公文登记”档案，详细记录了各方台站接送一切奏折公文及公差人员的情况，包括何时由何处给谁何种公文（如奏折、夹板、黄包、木箱，还是一般公文）、公文件数、有无火票、限行里数（400—800里）、接收者、递送时间和地点等。档案中还记录了公差人员姓名、级别、随行人数、骑程、护送者抵达地点，迟误或退回的原因等内容。此外还有关于驿站设置时人员配备、牲畜、银两收支等方面的档案，如同治四年阿拉善致宁夏将军关于乌兰胡都格至磴口所设台站的呈文册，同治十年、十一年与光绪四年关于驿站费用、死亡驼马及为追加驿站费用银两的各种公文、清册等案卷，对三条驿站的起止时间、各台站地名、间隔里程、所派官兵丁人数与粮饷、应配备的驮马、草料，都有明细的记载。
（2）经济类档案，包括畜牧、农业、矿产、商贸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乾隆年间宁夏部院关于互市纳税问题的文件；有嘉道年间阿旗札萨克封禁牧场的谕令，限制汉商牲畜数量的谕令；有道光三十年阿旗调查牲畜数量的帐册，鼓励旗民打狼以保护生产的规定、公告等；有报告辖地雪、旱灾情，请求清政府借拨粮食赈济的呈文；有乾隆年间关于内地商民在旗内垦种的奏件，及蒙人私自放垦与民人私相垦种情况的资料；有在阿旗租种田地的内地民人基本情况的记录；有乾隆四十五年阿拉善主动请求招募民人开垦耕地的呈文，也有光绪二十三年拒绝清政府商办蒙屯的文件；有阿拉善在内地购买粟米、木植的记录，及因此与内地发生相关交涉的案卷；有在贺兰山贸易市口使用腰牌的规定；有旅阿商贾与阿旗订立租赁商用地段的合同文约。有阿旗发给商民的商铺营业执照清册；有关于开采苁蓉甘草、挖掘煤炭等特产的案卷，等等。
阿旗境内各盐池在开采、运销、管理等方面，也形成了大量详细而系统的盐务档案。该档是比较重要的经济档案，其中有记载西部蒙古地区最大盐池吉兰泰盐池的详细资料；有内地商人组织民人在阿拉善各盐池从事生产、销售的记录，特别是西宁县回民马君选“从中渔利至四十年之久”的相关案卷；有阿盐在边界地带与内地民人“易换粮食”，以及贩运至山西、陕西等地销售的材料；有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八年清政府准予山西借买阿盐通融接济，乾隆四十八年查禁阿盐贩入内地，以及此后因阿拉善亲王请求解禁而阿盐得以在晋陕甘等内地大盛的记录；有嘉庆九年阿拉善亲王呈请吉盐“归国赋，充内地公用”的文件，及此后清政府进行招商办理的章程；有清后期阿拉善盐务艰难恢复的材料，如咸丰年间阿王请求解除阿盐水运禁令，及开辟行运晋西北陆路的呈文，陕甘总督乐斌建议重新“改私为官议收商税以充兵饷”的奏文，及此后拟订的擦汉盐池收税章程；有光绪三十二年甘肃厘税总局承租阿旗盐池的记录；还有盐池脚价银（即运输费用）的记录，吉盐充公后阿王呈请只能雇佣阿拉善蒙古人驮运吉盐，各商不得擅雇他人的呈文，与清政府批准的谕令等。
（3）民族关系与司法类档案。民族关系档案，有反映阿旗与其他蒙古部落往来、联姻及矛盾与争斗的档案，如与额济纳的“代管”问题、与乌特拉旗的盐池之争，及与杭锦旗的田地纠纷等的文件；有鄂尔多斯移民问题的案卷；有阿旗与其他地方地界纷争和所签订的边界协定、地图等资料。此外还有阿拉善蒙古与邻近内地府县汉、回等民族经济往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各类纠纷的文件，如反映乾嘉年间内地汉民在阿旗耕种田地、开设商铺而形成“蒙汉杂居”局面的材料；有反映康熙年间由于从征而陆续带回“回子”，此后阿旗形成的“蒙古回回”，以及陕甘回民来往阿旗贩运粮食、蒙盐，或在此从事运输、躲避战乱等方面的记录。
司法档案是地方档案中的大宗。清代阿拉善档案中，有阿旗在定远营设立“堆厅”处理蒙汉纠纷的文件；有道光年间详细规定基层“达木勒”（即边官）司法职权范围的档案；有解决各种具体纠纷如财产及土地租项纠纷，内地民人抢劫、偷盗或强行扣留蒙古人盐斤的案卷，阿旗驼户“脚价银”争论的案卷，等等。还有乾隆年间宁夏部院令从速捉拿罪犯当案之令，有押送犯人、捉拿逃犯，以及办理刑事案件、处决犯人、处理散布谣言的僧人等内容的文件。
（4）宗教类档案。其中有反映藏传佛教在阿拉善境内发展、兴盛过程的文件，如关于该旗主要寺院兴建、举办宗教活动及著名活佛、喇嘛的记录，包括乾隆年间建造广宗寺（又称“南寺”，藏文作“噶丹吉林”）、呈请御赐寺名、内地官员提出异议等过程的档案；有乾隆年间六世班禅经过阿拉善时阿旗接送及在境内诵经讲法的记录；有旗内民人崇佛拜佛的文件，如道光年间要求入关朝拜须发放路票的规定，以及众多僧俗民众为入关朝拜申请路票的记载；有道光年间汉民私修庙宇的记录，还有反映“蒙古回回”修盖清真寺、从事礼拜的档案等。
在阿左旗宗教类档案中，反映清末法国天主教在阿旗传播和发展过程，及庚子年间“教案”与善后赔偿的记载尤为详细。如光绪元年传教士德玉明等人到达定远营的记录，阿旗发布本旗蒙古人等不得入天主教的文告，此后德玉明等在阿旗汉人中私自传教并租赁土地、购置房产，以及趁灾荒之年移来教民、盖造教堂而使其教势得到迅速发展的记录；有教堂在阿旗强取豪夺土地的文件，阿王为本旗佃户土地被教民侵占致陕甘总督的呈文，及教堂私立寨子、自置枪械与地方对抗的文件；有义和团运动时期传教士与教民聚集三盛公教堂避难的详细记录，以及清廷“宣战”后理藩院传知各旗王公等“筹办边防”的谕令，神父戴天禄等请求资放其回国的信件，办理“教案”时传教士闵玉清讨价还价的来往文书，光绪三十一年最终订立的赔款“合同”等。
除了上述丰富内容外，阿拉善档案中还有关于阿旗境内人物，以及社会风俗、风土人情的资料。如人物方面，有王爷封著名蒙古族学者阿旺丹德尔为延福寺管事喇嘛的谕令，有王爷为木虎莱入京侍宴布克角力取胜予以赏赐的谕令；穿住方面，有道光年间禁止蒙人仿效汉人服饰穿戴，及禁止旗属蒙民仿照汉民建盖“板升”（即房屋）的谕令；婚嫁方面，有嘉庆年间定例不得在岳家外边搭盖“格勒”（即蒙古包）多次筵宴的谕令，有王爷准许旗下蒙民招婿养家的批复；民俗方面，有旗民“过继”风俗的记录，有旗内统一于四月十五日祭拜敖包的文件，主办乌日斯—那达慕（娱乐活动）的记载。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三、清代阿拉善与清朝的密切关系
阿拉善旗历史悠久，在清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研究者已多有论及。究其原因，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一是阿拉善蒙古在蒙古各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阿拉善蒙古部落，远溯蒙元时期著名的哈萨尔家族，近属四卫拉特联盟中的和硕特部落。自16世纪中叶起，和硕特部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担任卫拉特联盟盟长之职，一度雄居各部。阿拉善蒙古始祖，为和硕特首领和罗理，其祖父是图鲁拜琥，即后来著名的顾实汗，其父巴延阿布该阿玉什，曾过继给顾实汗之兄拜巴噶斯为养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有子16人，以和罗理为长。图鲁拜琥、拜巴噶斯及其后代，又一直与卫拉特联盟中的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等保持着联姻关系。因此，阿拉善蒙古一部，与西北蒙古各部都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西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和硕特部与东蒙的科尔沁部，同为哈萨尔七世孙阿克萨噶勒岱之后裔，故亦有一定的家族渊源。
二是阿拉善地理位置重要。康雍乾年间，面对咄咄逼人的准噶尔蒙古势力，阿拉善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地理分布而言，阿拉善西北，为准噶尔蒙古，东北为喀尔喀蒙古，西部为青海及西藏藏区，东南则为京师。对于阿拉善的重要地位，康熙皇帝曾精辟指出，阿拉善与喀尔喀部“互为犄角”，对牵制噶尔丹的扩张具有重要作用。兼之阿拉善始祖和罗理为顾实汗之孙，而顾实汗的其他子孙们，其中包括和罗理的四个弟弟，又驻牧青海，对藏区亦有极大的控制能力。所以雍正年间，率军平定青海的重臣年羹尧曾在“善后十三条”中特意强调“至宁夏险要，无过于贺兰山”。阿拉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清朝平定整个西北的要地之一。
三是和罗理等阿拉善蒙古首领一心归顺清廷，态度鲜明。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中与清政权最早建立联系的部落，早在崇德元年（1636）图鲁拜琥率军进据青海之际，即遣使向清朝进贡。此后和硕特部一直与清朝保持较友好的关系，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上站在清朝一边。特别是当准噶尔部噶尔丹强大起来、与清朝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被噶尔丹逼逃至西套避难的和罗理等人，很快作出了背靠清朝以抵抗噶尔丹、求得生存的选择。此后虽然由于清政府一度犹豫、回应淡漠，但和罗理等人内附的愿望始终坚定，态度坚决，先后拒绝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等人的分化与拉拢，并主动向清政府请缨，愿率领所部从清军征伐噶尔丹。经多年的试探、磨合与反复，清朝最终认可了和罗理的忠心。康熙三十六年（1697），阿拉善蒙古即正式建旗，史称额鲁特和硕特旗，这是额鲁特蒙古四部中最早编佐设旗的，因而一开始就受到了清廷较高的的礼遇。
四是阿拉善归顺之后，成为清朝掌控西北的中坚力量。阿拉善处于贺兰山麓之阴，紧邻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境内又有藏量丰富的盐，定牧之后，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大发展，“惟阿拉山（善）蒙古部，富强甲西陲”。建旗之后，阿拉善与清朝中央政府始终保持极其密切的关系，而阿拉善蒙古所部，又战斗力较强，所谓“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有清一代，阿拉善蒙古参与了清军在西北重大的军事活动，一方面直接派兵出征，远赴边疆或内地参与作战，同时也担负组织马匹、骆驼、羊只等军事物资，以及运输、驿传等后勤保障的重要任务。可以说，清代西北重大的军事活动，几乎都离不开阿拉善的参与和配合，对于西北边陲的稳定，阿拉善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康雍时期，阿拉善先后参与了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部的战斗，在巴里坤等地驻军作战长达五年。后来又出兵护送达赖喇嘛由青海入藏坐床。乾隆年间，随清军远赴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作战，参与平定准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参与平定甘肃回民起义的华林山之役、石峰堡之役。嘉庆年间，奉调协防陕西、甘肃境内的起事民间教门。道光年间，为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而捐集了大量军需物资。同光年间，出兵协助清军剿杀陕甘回民起义，并设置驿路，负责境内西北军政公文的传递。凡此等等。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阿拉善蒙古在清代享有极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代阿拉善蒙古“所部旗一，爵三：曰札萨克和硕亲王，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除雍正年间曾隶于短暂存在过的厄鲁特盟外，清代阿拉善旗始终以“亲王旗”的特殊身份，直接隶属于清廷理藩院，不受地方节制，享有直属中央的特殊地位（民国年间亦依其例，不属地方，直隶于蒙藏委员会）。而且，与其他外札萨克兵权统之于将军、大臣不同，阿拉善之蒙古兵，“征调如内札萨克”。所有这些，在清代外札萨克衙门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而且，阿拉善蒙古贵族，几乎历代都受到清朝的格外恩宠。自康熙朝以来，阿拉善蒙古王公、台吉多次受到清廷封赏，先后共有170多次，几乎平均每年就有一次。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的联姻，也是非常突出的。自康熙四十一年阿宝被选为额附（迎娶庄亲王博果铎第三女）始，至清末，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的联姻，共有29次之多，阿拉善多代王爷，均贵为皇家额附。阿拉善王公贵族还先后有20多人次在清朝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军政要职，如乾隆时期的阿王罗卜藏多尔济和旺沁班巴尔父子，为清王朝平定西北立下过赫赫战功，因此受到乾隆的格外恩眷，罗卜藏多尔济被授以参赞大臣之职，旺沁班巴尔先后被委以宁夏副都统、宁夏将军等地方要职。其他如光绪四年多罗特色楞任御前行走，宣统元年塔旺喇布坦任乾清门行走等。
清廷之所以如此眷顾阿拉善蒙古，其出发点，当然是基于清廷对西北边疆蒙古地区以及内地沿边省份管辖与治理的需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清代阿拉善档案的重要性。可以说，清代阿拉善档案，不仅为研究阿拉善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极其详细的资料，而且对于卫拉特蒙古史，以至整个蒙古史和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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